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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无悔的人生---我的故事

2010-08-20 16:39:38 来源:艺术家提供作者:郑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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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美术研究的编辑们要我写一写我自己,我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答应了下来,倒不是我不愿意写,而是每当我想起写自己就要涉及到我的家庭出身时,就非常烦恼。从我读初中,开始要填表时,我就背上了包袱。我不是想隐瞒什么,这个家庭是大家都知道的,无论在平时或在运动中,都经受人们的注意,是不可能隐瞒什么的,我所以不愿意在我的名字前面冠上这个家庭是因为我愿意以自己的才能和努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不是以我是某人的亲戚来显示自己的价值,况且我从小就常听父母讲,一个人不要为了自己出名,而挂上个名人,那是最没有出息的,我是常常以此为戒的。因此平时我对于别人介绍我时,说我是某某人的外甥女之类的话,近乎反感,我在人前是绝口不提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对于我的出身就更加神秘,更加好奇,就会有些不着边际的传说。这常常弄得我非常狼狈。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下乡,不知怎么的,有同学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房东,于是在村子里传开了,但我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在山上劳动,忽然听见有个赶墟的青年唱山歌,歌词竟是:“我们村来了个大学生,她是溥仪皇帝的外甥女儿……”大吃一惊,哭笑不得,这时真是承认也不是,不承认也不是。我只好硬着头皮不出声,就当他们说的不是我。待到我临离开村子的那几天,忽然有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拿了一包红枣结结巴巴的说:“……这点红枣您带给皇上,……东西不多,是俺们的心意,……他老人家也吃了不少苦……”我的脑子“轰”!的一下,脸也红了,忙说:“不要,不要,您可千万别这样……我谢谢您了……我回去转告给他……”说完我才意识到在慌忙中竟自己承认了,在广东省阳春县搞四清时,有一天我在一个农民家里吃晚饭,那个农民忽然神秘的跟我说:“听说咱们大队的工作队员中有一个皇帝的外孙女啵!”说完直直的看看我,“是吗?我怎么没听说?”我故作镇静的说,心里想:“这次我可不上当了!”而且我也“戏熟”多了,更何况我是“工作队员”,是“同志”,阶级斗争的弦也绷得紧一些,如果承认了,被村于里的“地富反坏右”找上门来说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地主,我怎么工作?我赶快把话题岔开丁。文化大革命为了这个出身,大字报,小字报贴了不少,黑色的大标语,写在我宿舍门口的白墙上,一直顺着楼梯写下去,每天进进出出都看着……更有一天我在抄我的小字报时(当时被贴了大小字报都要自己抄下来,为的是更好的触及灵魂)有个“造反派”的教师从楼上往我的头上吐口水,一口不中再吐一口,我躲开他又追过来,正在我没有办法的时候,有几个青年教师经过,把我拉进了他们的“总部”这一友好的举动,使得我长期压抑委曲的心一下子撑不住,大哭起来。

  现在这一切都已过去,而我也已经是独立的我,我的作品被人们承认并不是因为我的出身和家庭。所以还是让我把我的家庭出身,明明白白的写出来吧。我是清末书法家、诗人郑孝胥的曾孙女,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外甥女。郑孝胥是溥仪皇帝的老师,我父母的这段婚姻,在我舅舅写的《我的前半生》那本书中有过描述,在这里,我就不写了。我的童年是在东北长春渡过的。郑孝胥去世后,我们就住在他的那栋房子里,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上面有姐姐,下面有妹妹,过了许多年以后,又有了个弟弟。老二在家里往往是个不太受注意的小孩,姐姐是长女,当然要娇一些,妹妹是小女,又是早产,身体不好,也娇一些。我和她相距很近,因此妹妹出生后,我就被交给我的看妈——赵妈来看管。我的童年生活是和赵妈分不开的。每天起床,穿衣、吃饭玩耍以及每天带我和姐姐去散步,全都由她负责,这样一直到七岁。她当时大概四十岁左右,儿女都大了,她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我,我几乎没有在父母面前撒过娇,却每天为了起床,要和赵妈撒娇。她的脾气本不是很好,有时和妈妈吵,但对我却是极温柔的。当时我并不意识到她的这种特别的爱,是后来赵妈离开我们,回到北京,在我祖母家工作,而我们又和家里失去联系的那几年,她常常对人说,非常想念“二小姐”甚至看到邻居一个小女孩长得有点像我,就经常买东西给她吃。这件事才让我知道,我在她心中的位置是多么的重要。1948年我们回到北京,她马上来看我们。以后她每天来都带些礼物给我们,而我总比别的姐妹要多一些。

  1950年的一天,我放学回来,妈妈给了个地址,告诉我赵妈家里来人说她病了,想见见我,于是我匆匆的按地址找到了她家。她躺在床上,看见我坐了起来,流着眼泪说:“二小姐,赵妈不行子……”当时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只坐在她的床边流眼泪,她见我哭了又悦:“二小姐不哭,不哭。”我把买来的橘子剥给她吃……。她得的是子宫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1945年以后,我随父母一起到了东北的大栗子沟,临扛、通化、新宾等地,以后经过艰难的逃难,回到了北京,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在农村住过,生活十分困难,我和姐妹们卖过红薯,上山背过柴,拾过白菜叶子,讨过饭,1948年初回到了北京。

  由于几年的动荡生活,我的学习是极不正规的,无法上小学,只好先由我的七姨,给我们补习功课后,我才上了小学五年级。我没有系统的上小学,我的功课从来都是马马虎虎,特别是数学,珠算,但我的语文课和美术课的分数却很高,我喜欢看书,认了字以后,抓到什么书都要看,课堂的作业匆匆的做完了,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有时星期天没事,躺在床上看一天的书,这样就把眼睛看坏了。对于美术课,我是从小就喜欢的,有了笔有了纸就喜欢画,这是我们几姐妹的共同爱好,也可能是长辈的影响,父亲是工程师经常画房图,姑姑们舅舅们虽然不是专业从事绘画,但却能画几笔。当时我们最喜欢画的是动物,家里养了狗,就画狗,上街坐马车回来,就画马,还有一段特别爱画新娘,是因为参加了一次婚礼。但只画新娘,不画新郎,因为不会画男人的头发,我们这样随意的画,并没有什么人教过。记得有一次画家溥雪斋来我们家,他是我们的远房大舅,他是画马的名家,我们就把自己画的马,拿给他看,他给我们提了些意见之后,就在我的图画本后面画了一匹中国画造型的马,等他走了之后,我和妹妹就说:“大舅画的马,还没有大姐画的马好呢!”当时我们是西洋画的写实观点,对中国画并不能欣赏,如果说启蒙老师的话,在长春的日高小姐大概可以算是了。日高小姐是家里请来教我们日语的家庭教师,她是一个脸上长了雀斑,脾气非常好的日本姑娘。她喜欢画画,常常拿些她自己画的水彩画给我们看,她除了教日语,还教我们数学和画画,我们的图画课就是从外边买的图画范本,上面印些画,学生来填颜色,我觉得这挺好玩,一章到手,就想把整本颜色都填了,但日高小姐说不可以,要在上课时才能画,我只好耐心的等,很盼望上图画课的那一天快点来,有一天图画课该填色的是一只表,画面上只有一个正面看的表,圆圆的没有什么可填的,我问日高小姐,这个画什么?她说要用灰色来画,于是我调了个灰色,把表面上全填上了,日高小姐看了说:“啊呀!”原来她是叫我用灰色在表面上画两三条斜线,以表示是玻璃透明的。我很懊丧,这一节图画课上的真不开心,但从此我知道该怎样画透明的东西。

  图画课虽然是我喜欢的课程,但直到读初中,我却没有想过要做一个画家,读初中时已是解放后,当时少先队和共青团都经常组织讨论个人志愿的问题。我当时想的是长大了要当个园艺学家,因为我非常喜欢各种植物,它们的每一小片叶子,都引起我的好感。记得小时候,每当夏天我总是起的比姐妹们早,起来就跑到院子里去,赵妈总是说:“早晨露水重,弄湿了脚,又要生病了,”可我却最喜欢早晨去蹚草地。那些小草,在早上显得格外好看,牵牛花、三叶草,都顶着小小的露珠,还有在湿地上长出的小蘑菇,都特别的吸引人,我喜欢去观察那些不同的树叶,不同的树干,我的植物课也学得特别好。

  一次意外的事改变了我的志愿。1953年北京市教育局,通过北京市少年之家,组织了一次全市初中学生的美术比赛,当时我在读初三,美术老师就组织我们来画,那时提倡画有意义的事,于是我画了一群少先队员得到志愿军叔叔的前线来信。我把班上要好的几个同学都画了进去,画完了还觉得不过瘾,就又画了一张自画像,同时画了用手抓住自己的红领巾,起了个题目叫做“妈妈看我的红领巾”。老师看稿子时说:“这张不错!”但我觉得似乎这张意义不够大,于是我画了两张及时交了上去。过了些日子说我的两张画都入选了,还通知我们到少年之家去开会,刚巧那天我们要去听回国的志愿军讲故事,我没有去开会,跑去听故事了。星期一回校,老师告诉我说:“你怎么没去开会?你得奖了!”第二天的北京日报上也登出了我们的画,我才知道我真的得奖了。没想到这件事,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那年中央美术学院附中首次招生,我被录取了。

  由于我们是第一届的学生,入学后从校长到每个老师,工友都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关怀和爱护。九月一日开学时中央美术学院的徐悲鸿院长到会并讲了话,没想到徐悲鸿院长10月份就去世了,我们算是他的最后一批学生,他没有教过我们,我们只赶上了给他守灵。

  附中的四年生活是愉快的,学习条件、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这一段我们的身心都得到健康的发展。丁井文校长经常比着我的头说:“又长高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来了,我们正是毕业班,在我们平静的生活中投下了阴影,运动结束后,我们班有四个同学被划成了右派。

  读大学我选择了版画系,为什么单单选版画呢?我的家庭教育和审美趣味基本上是西化的,因此我不想学中国画,而学习油画我的家庭经济条件又不允许,因此我选了版画,其实当时我对版画并不了解,只因为喜欢看书,觉得给书藉搞插图也挺有趣,我的附中毕业创作就是用版画的形式给童话故事《马兰花》做插图。谁知我从第一次刻木刻后就被它吸引了,那种刻木刻时的感觉和印木刻时的愉快,都使我欲罢不解。特别是学了水印木刻后,那种颜色在纸上产生的特殊效果,使我深深的陶醉。这一刻就刻了三十多年,任其他的画种再好,也不能吸引我了。

  在中央美术学院上课的老师有李桦,古元,黄永玉,周令钊等等名家,他们的风格各异,但教学都极其认真,使我受益不浅,无论在后来的教学到创作都对我有极大的影响。在我读书的那些年代里,运动和劳动是很多的,特别是1958年的大跃进,我参加过壁画运动,每天提着颜色桶,满北京街上找墙,找到块平面的墙就画起来。打麻雀运动:方法有枪打,弹弓打,网捉,盆扣,然后是大家一齐敲锣打鼓吓麻雀,使它不能停下来,直至最后累得从天上掉下来。所以那几个星期我们都呆在房顶上、树上、用鞋底打脸盆。大炼钢铁运动,我们首先到各家各户去收破锅破铲,炉子等,然后去找耐火砖,是用来砌炉子。我们到处找,都没有耐火砖,后来不知道谁发现王府井东安市场(现东风市场)北门口有几块砖,是耐火砖,于是半夜里偷偷的把那几块砖给撬来了,搭成一个土炼钢炉,把收来的锅铲等都砸了,放进炉子里“炼”最后当然是只出了一些铁块,我们还敲锣打鼓的去报了喜,以为那就是钢了。而东安市场门口老是缺着几块砖,冬天来了,雪和土积在那里,成了一个泥坑。另外还有修水利,种树等等都是用的学习时间。

  我们除了在北京市画壁画,还要到附近的工厂矿山去办美术短训班,教工人们画画。1958年的秋天,我和两个同学就到北京郊区的城子煤矿办班去了。我们轮流上课,轮流跟工人下井采煤。每到“跃进日”就要“打连班”。所谓“打连班”就是连续十六个小时或二十四个小时不休息,下井然后上课,再下井。

  在“跃进日”进出煤矿都不是坐车下去,而是从以前的旧坑道走下去,走上来,那是非常疲倦的,也很危险,因为累,精神不集中,在井下很容易出事故。那一次我在第二回下井时就已累得老不停的打瞌睡,站在那里都晃,一个老工人看见了,就把我安排在一个“溜子”旁边,所谓“溜子”就是土传送带,煤滑下来时,就用铲子疏通一下,这个活是坐或蹲着干的,比推车要轻松些。我蹲在那里干起来,结果我稍一不注意,一块大块的煤在滑动中跳起来,打到我的腿上,破了一个口,幸好没有伤到骨头。但后来被矿坑里的水浸泡了,烂了一个多月才好,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疤痕。

  1959年,各种运动总算过去了,开始回学院上课,系主任李桦先生带我们到河南黄河三门峡工地写生。这次是一半画画一半跟班劳动。我们私下里称李桦先生是系里的老爸爸,他既慈祥,又严格,我们同去的五个同学分在不同的工种,我在钢筋班跟着那些学徒工一起,扛钢筋,师傅们有时也让我绑钢筋。现在想起来三门峡的大坝里还有我绑的钢筋呢!三门峡工地是非常壮观的,站在黄河河底看大坝像在天上一样。而黄河河底的石头由于几千年的冲刷,里面奇形怪状,有些石头洞,外边的口很小,里面却是个很大的洞,可以想像那些漩涡是怎样形成的了。征服黄河的工人们——我的那些师傅们又是那样的豪迈,我被深深的打动了,于是画了不少的工地速写,头像,以及汽车,推土机等等,准备回去好好的搞一张表现工人阶级征服三门峡的画。有一天,我们息休,我和同去的另外一个女同学吕燕商量,我们俩个偷偷的到黄河对岸去看看,一早我们带了干粮出发了,一路上看到的都是黄土高原,对于我们这些城市里的女孩子是很新鲜的。我们已经从河南省走到山西省境内了,我们想找一个村子,可走了很久都不见人影,正当我们休息时,那边山粱上有个小伙子哼着小调走来了,原来他是个邮递员,他答应带我们到村子里去。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好人,于是让他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因为是爬山,老是看着他的脚,这时发现他的袜子补丁上都绣了花。由于好奇,问起他,他就讲了他们当地的一个风俗习惯,因为买的线袜子不很结实,所以新袜子买回来都要从底上剪开,然后重新做一个布底,并把前后都补上,再绣上花,这样又结实又好看,盘腿坐在坑上是很显眼的,并且这是姑娘们送给自己心上人的最好礼物。听他讲的这么有趣,更增加了我们的兴趣,非要到村子里去不可了。翻过一道道的坡,一个小村突然的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是掩在桃花树丛后的一排窑洞,窑洞的门上挂着绣花的门帘,窗户上贴着窗花,远处绿色的麦地里,穿红棉袄的姑娘和包白手巾的小伙子在劳动,羊肠小道上走来一队驼着东西的毛驴。进了窑洞看见老奶奶坐在坑上纺线,身边爬着一只猫,老爷爷蹲在地上抽着一根三尺长的烟袋锅。他们热情的招呼我们上坑坐,并拿出红枣叫我们吃。在三门峡工地生活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听到机器的隆隆声,大型的自动装卸车来往不停,一派大工业建设基地的景色,现在忽然来到了这个田园小村,我仿佛在梦中一般,马上情不自禁的喜欢了这个地方,我不由自主的画着眼前见到的这一切。回到三门峡,晚上见到李桦先生,和他讲起这个地方,很希望李先生也去一次,但李先生却没有被我们打动,他要我们画工业题材,要好好的去工地深入生活,我们没有办法,可心里老是想着那个小小的世外桃园,于是画了一张记忆画。回到学院开始画草图,我画了好多张三门峡工地的稿子都被否定了,眼看着同学们都上板子了,可我还没有草图,心里非常着急。于是把我的全部速写拿去找油画系的侯一民先生,侯先生本没有教过我,但在去蛾子煤矿的时候,先生带油画系的学生下矿而熟悉了,我跟侯先生讲了我的苦恼;稿子老也通不过,侯先生看了我的速写和草图之后,竟肯定了我那张窑洞的记忆画,并且说:“一个人不要和自己的性格,爱好背道而驰,扭着干,那样做你没有感受,是不可能画得好画的。”听了他的话,我画了张《黄土高原的春天》,这次稿子顺利的通过了。后来这张画还参加了全国版画展,被印成明信片发行。

  侯一民先生的这几句话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后来我的画虽然经常因为思想性不够强,抒情味太重而不能评上展览会,我也无奈,自知自己不是那份材料。

  在中央美术学院前后一共呆了十年,毕业了我很想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工作、生活。我想那样更能使自己独立,离开家,离开师长,离开那个太熟悉的环境,想考验一下自己的能力。那么为什么我选择了广东呢,说实话我对广东并不了解,也从来没有来过,当时的广东也不像现在这样开放、先进、这样吸引人。我是因为太爱植物,想到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绿色,看到花的地方去。当时如果海南要人,大概我就会去海南了,我曾刻过一张想像中的广东的木刻,画中是很多叫不出名的植物和小动物,起名叫《南国的幻想》。我把我的想法跟李桦先生说了,先生很能理解我,就说:“那就到你想去的广东吧!”可妈妈当时不大同意我来广东,妈觉得太远了,最后我还是说服了她,我曾写了一首诗表达我当时的心情:

  让我离开您翅膀的保护,

  独立的去飞行,

  经过狂风暴雨的洗礼之后,

  再回到您的身旁。

  在李桦先生教学五十周年的纪念会上,我把这首诗献给了李先生,先生非常高兴。

  来到广东当然并不像想像的那么抒情。特别是过第一个冬天,外边又湿又冷,屋里也是又湿又冷,我住在三楼一间空空的房于里,除了一张铁床,一个中学生用的那种小课桌,一把椅子之外,什么都没有,我的书全都放在地上,堆在墙角,晚上听着北风在吹,草虫和草蛙在叫,而妹妹来信说:“北京下雪了。”我知道北京下雪的季节,屋子里正烤火,我们会在炉子上放些土豆、红薯之类的东西,而眼前,我连被子都是潮湿的……。

  1964年的秋天,我被派去搞“四清”运动,一去就是两年,先在中山县后在阳春县。这对我是很大的考验,当时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还传达,对工作队员的要求是极严格的,除了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同”外,不准吃猪肉,不准吃零食,老乡不穿鞋,工作队员也不准穿鞋。“三同”对我来说已不算什么,因为我们做学生时下乡的次数很多了,不吃猪肉,不吃零食也可以忍耐,只是饿一些罢了,反正我从小到大也饿过很多次了。而最困难的对我来说是不穿鞋走路和学广东话。

  北方的女孩子从来没有光脚走路的习惯,脚底的皮是粉红色的,因此开始我并没有脱鞋,在晒谷场上是用脚来镗谷子翻晒的,我穿着一双布鞋,镗一会,鞋里就灌满了谷子,我只好脱下来抖掉谷子又穿上鞋,开始老乡和工作队员们只是笑我,太麻烦了。谁知到了会上工作队员把这事上纲了,说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剥削阶级思想作风”,等等。当时我所在的工作队中只有我是美院的,其他的全是广东省里的干部,第二天,我马上脱了鞋,到田里去担谷子,挑了一担谷子走在晚稻收割后的田里,田是干的,收割后的稻根是镰刀割成的钭面,每一根都像一个小钉子,我的脚比较大,走在3×4的棵距之间,无论怎样走,那些小钉子都会插到我的脚缝里,没有走完一块田,脚指缝就全破了。我咬紧牙,忍着痛,把谷子担到晒场上。又过于几天,我要到隔壁村子去调查一份材料。人家告诉我,从河堤走近些,谁知那河堤上风干了的泥块还没有人走过,凹凸不平,脚踩上去,无沦碰到那里都痛,回村的路上天已黑了,我当时想爬着走,反正也没有人看见,因为我觉得我的手皮可能比脚皮厚些,等我到村于,在灯下一看,我的脚底板的皮,全磨掉了,露出粉红色的真皮,渗出了黄色的淋巴液。我把脚踩在砖地上,凉,也能止痛。晚上睡觉也要把脚放在被子外边,不然一暖,就痛得难忍。我真羡慕当地的农民,他们的脚皮是厚厚的,像生橡胶底的颜色,可以用脚踩灭烟头,硬到可以在脚底上划着那种红头的不保险的火柴:,可我的脚除了没有皮,还生了冻疮,神经末梢炎,也不敢去找医生,我想这下我的脚可能完了,谁知一年以后,我的脚底也像生橡胶底一样了,也可以划着那种红头火柴了。我深深的感到,人的适应能力是何等的强啊!

  语言是我的另一个关,也是刚下到中山县的那年,因为不会讲话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而且说:“广东话怎么会不懂呢?又不是外国话,不说主要是思想问题。”我真是委屈极了。又没有地方去诉说,只有自己努力学,于是我在工作队员开会读文件的时候,就设法坐到读文件的人旁边,一边听,一边看字,这样大概的掌握了广东话发音的规律,又过了几天队长看我实在不懂就把我调到队部去搞材料。我负责落实别人揭发的,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材料。这样我学广东话的机会就来了,每次我把材料准备好,就找个地方和当事人谈话一条条的问他是不是。我说的是“广东话”这样做有几大好处:①我说的广东话不论多么不准,多么可笑,他也不敢笑我,因为我是“同志”,他是“四不清干部”。②他一定得认真听,因为这关系到他将来的退赔问题。如果我说的话错了,他不懂,他一定会有反映,一定会问我,我马上可以知道我哪里讲错了。③就算双方实在讲不通了,可以写字,一般干部都识字的。就这样,一个半月后,我基本学会了广东话,又回到了生产队。我的三同户大婶说;“你又说你不会讲广东话,现在又说得这么好?”我真是有理也讲不清了。她也以为我原来就会讲广东话呢;哪里知道这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学的有多苦,连夜里做梦都在学广东话!

  我原以为“三同”“怕脏”这些“关”我已过了,但一件事彻底的考验了我。一般的讲,我这个人生活比较随便,虽然小时生活在那样的家庭,但经过逃难的读书时又经常下乡,所以我并不特别讲究卫生,更没有洁癖。那是1965年在阳春县,我兼做妇女工作,有一次要各村的妇女干部到公社开几天会,我动员了几个人都不大愿意去,借口是没有被子。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家里穷,往往只有一两床被子,如果有人去开会,带走被子,家里的人就没有得盖了。我说我有被子,我们可以“孖铺”,就是跟我合盖,于是她们答应去了,怎知去了五个,有四个人都没被子,晚上有两个人合盖了一床,另外的三个就与我合盖了,大家挤住睡,倒也罢了,那时整天很忙,晚上是倒头便可睡着的。早上洗脸,也都没有毛巾,当然也都用我的了,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因为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砂眼,但想想贫下中农这么苦,所以毛巾也“贡献”了。最后,他们竟拿了我的牙刷去刷牙了,我心里“轰”的一下子,觉得这也太过份了,这已超出我能承受的限度了。可对着这些无知的农村妇女,你能讲什么呢?她们没有卫生常识,在家里可能从不刷牙的,这次来公社开会和“同志”在一起,也是一种“进步”,她们觉得自己也要“文明”点,于是见到“同志”刷牙,她们也要刷牙了。第二天,我没有换牙刷,我不能说:“你们用那个,我再买一个。”我怕伤了她们的自尊心,她们是我好不容易才请来的。

  我们这些工作队员一直到1966年7月份才从县里撤回来,回到学院,已经是满院的大字报了。我怀着紧张到颤抖的心情,看那些大字报。因为看着看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到一张是写自己的。文化大革命中我虽然有不少大字报,可我始终没有被关进“牛栏”。人家说进了,“牛栏”的人反而不紧张了,可我正因为没有进“牛栏”,站在那个边缘,所以整天紧张。我背着家庭出身的包袱实在太重了。后来我和几个中年教师,一起去串连,大家都是家庭出身不好,我们不坐车,走路去“长征”,从广州走到贵阳,沿途印传单,唱语录歌,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真的是怀着一种要彻底改造剥削阶级思想的忠心去做这一切的。

  1968年12月,我把刚满10个月的儿子托在别人家里,到干校劳动去了。干校的生活是艰苦的,特别是第一年,在三水干校的那些日子。冬天站在冰冷的过膝盖的水里修田基,有些老年人受不了,跌倒了,雕塑系的曾新泉教授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去世的。但当时我们的心情都比在学院时压力要少一些。也许强大的劳动使人忘掉精神上的痛苦。也因为没有大字报了,干校学员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虽然我们被当地的农民看不起,叫我们“劳改犯”,公开“拿”我们种的花生歧视我们。

  在劳动中我们一些青年教师还组织竞赛,青年突击队,中午不休息,晚上开夜工,插秧割禾比赛,在夏收夏种的四十五天里,腰几乎没有直过,手不知被割破了多少次,脚老是泡在水里,蚂蝗又多,但心晴却轻松了许多。

  记得有一次因为我不怕软体的虫子,被派到“蚂蝗田”去插秧,我不时的从腿上摘下咬人的蚂蝗,丢到腰间挂着的一个有盐的小瓶子里,待我插完一块田,上到田基时,发现小腿上挂了一个蚂蝗,已经吸得象个鸡蛋那么大了,我真是气坏了,本来就吃不饱,还要被吸掉这么多的血。一气之下,用根棍子把蚂蝗翻了过来,血喷了我一身,这些都是我的血啊!

  顶班放牛是我们很喜欢的活,当时“养牛排”的人不能休息,所以每当他们轮休时,我们这些“农业排”的人就去顶班放牛。秋收后,把牛赶到田里,人就可以坐下来,那是很惬意的。三水干校的水牛是打架出了名的,其中最厉害的有“牛王”、“大黑”、“三号”、“六号”等等,这些牛是互相不能见面的,一见了面就要打,水牛打架是有生命危险的,牛是劳动工具,如果死了,那是大祸,因此放牛要小心,不要让它们打架。牛也都是分了组的,什么“公牛组”、“母牛组”、 “大九头”、“三公子”之类的分了很多组。那天我放“大九头”这组,这九头牛中以“六号”为主。一整天都没有出什么事,到收工了,我们部赶着牛群回家,眼看到牛棚了,转过一个草房,迎面碰上了“三公子”,我这九头牛和对方三头牛就干起来了,一下子冲散了,在收割后的田里跑起来,我拼命的喊:“快来呀,牛打架了!”一边抓住“六号”的绳子,把它的牛鼻绳高高举起。我听说多厉害的牛只要把鼻子吊起来,它就不能反抗了,说也奇怪,“六号”虽然急得用脚蹬地,但就是不能去追那些牛了。这时只见牛排的大汉们拿了竹杠,扁担跑了出来,又打又赶,把打架的牛赶开了,一个个的牵回了牛棚。

  我于1968年底下放干校,:1973年初回到学院,前后四年,我插过秧,割过禾,放过牛,养过猪,最后当了兽医,给猪接生,打针,改良品种,还研制了一台切菜机。干了这么多的活,学会了不少农业技术。来广东十年,我从事绘画的时间还不到十分之一。浪费了好多宝贵的时间,但我又觉得作为一个搞艺术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经历是必不可少的。对待每一件事,我都认真投入的去做了,因此我有了体会,有了经历,有了感受,丰富了我的生活,提高了我的认识,这一切绝不是在书本上能学到的,因此我虽然吃过不少的苦,但我没有消极埋怨的情绪,我是无悔的。

  1973年我才又开始画画,放下了多年的木刻刀,再拿起来又生疏又亲切。73年中国的画坛还是“题材决定论”的时期,特别在入选展览会上,什么题材是缺门的,这“行情”要把握得准,投其所缺,才能入选。而我的画从做学生时期就得到“题材不够重大”“思想性不够强”的评语,在七十年代就更难入选了。我努力的改造自己的文艺思想,但我又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感受,所以我画了一些我自认为“重大题材”的画,诸如“南海女民兵”表现一群快乐的女民兵打靶归末,结果被说成:“阶级斗争观念太差”“小资产阶级情调”。画了一张“鹿场的早晨”,表现女饲养员早晨起来喂鹿的情景,又被说成“太抒情了”。虽然私下里有不少人说:“我很喜欢你的画,送我一张吧。”但展览会是不能入选的。对于这种情况,我苦恼吗?应该说也苦恼,也不苦恼,苦恼的是,我这个人真的就“改”不好子吗?我自己觉得已经“很革命很革命“的了,怎么还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这“阶级烙印”怎么那么深?不苦恼的是:我毕竟可以画画了,我想表现一下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潜移默化的陶冶人的性情,不是也有一些人找我要画吗?那么说我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就在这段时间里,“批林批孔”的高潮到来了,文艺办组织大家画画,搞展览,我想这次可不能“交白卷”,于是挖空心思,违背我的感受,画了一张“工人师傅进驻大学,领导科学实验”为题的画,想搏一次入选展览会画搞完了,展览会还没有开,“四人帮”被打倒了,我那张“最重大题材”的画终于还是没有展出。

  广州美术学院复校了,我又回到版画系教学,对于这个工作,我是喜欢的,和年轻人在一起,我感到自己和他们一样有生气,有活力,对新鲜事物敏感,在教学中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通过他们,使我更能和时代沟通,了解他们,理解他们使我的思想不会落伍,和学生们一起下乡一起画画,能使我得到最大的快乐。

  近些年来我画了一些花,我的想法仍是希望生活中能够多一些美好的东西,我并不想粉饰生活,我自己本人就经历过很多苦难的日子,也见到过不少丑恶的东西。有人情味的东西,亲切的东西,哪怕是一点点,也能给人以快乐。有时我自己心情不好,但回到家里看见那一对小猫,天真憨憨的样子,忍不住就笑了,走过一棵大树下忽然飘来一阵香气,抬头望见硕大的白花正在开放,难道你的心情还能烦恼吗?连绵的梅雨过后,一个晴朗明媚春天的早上,骑了一辆高高的自行车在街上行驶,你不感到惬意吗?大自然和生活中的事常常能让我感到希望和美,我想通过我的画,把我的感受转达给人们,希望人们能够和我分享美。

  1986年以来我先后到过香港、澳门、阿尔及利亚、美国等地举办展览和讲学,还路过苏联在莫斯科住了一周。与同辈的人相比,我是很幸运的,作为一个艺术家,在封闭了多年之后,能有机会去看各个国家的艺术,那是最大的快慰,因此每到一地,最大的兴趣就是去看博物馆。但是去看完博物馆之后的想法是,回来画我想画的画。在国外,无论是不发达国家也好,发达国家也好,我都有一种莫明的陌生感,就好像住在一个阔亲戚家中似的,觉得那里的一切虽然好,但却不属于我,也许是因为我的自尊心太强,受不了人们投来的各种眼光。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仍只是愿意到各国各地去走走看看,但生活,我还是愿意在我生长的这块土地上。

  有人问我这几年得过几个奖,我自己怎样看。的确我82年得了法国春季沙龙金奖,84年又得了两枚全国第六届美展的银奖和一些别的奖顷,我应该承认我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但我也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很幸运。常常觉得像俗话中说的“天上掉下了一个馅饼,刚巧打在我的头上了。”

  我十分珍惜这些荣誉,我会加倍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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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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